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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镜》:在文学世界中认识深广的女性价值

——对话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莉

标签:阅女郎 | 来源:中国妇女报 | 作者:范语晨

访谈提示

在新著《对镜:女性的文学阅读课》中,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莉基于女性问题,选择了23篇现当代文学作品进行细读,既包含对当下热门议题的思考,也涉及女性的传统与女性写作的源流。经典女性文学在当下女性生存图景中有哪些值得深思的回响?如何坚守自我,做一名深具独立精神的女性?在推动社会理解女性价值的道路上,文学的意义何在?围绕这些问题,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与张莉展开了深度对话。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范语晨

“为什么要强调女性文学?因为女性文学里,有被忽略的女性的视角、女性的感受和女性的立场。”在新著《对镜:女性的文学阅读课》开篇导读中,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莉强调了从女性视角进行文学阅读的重要性。书中,张莉基于女性问题,选择了23篇现当代文学作品进行细读,既包含对当下热门议题的思考,也涉及女性的传统与女性写作的源流。

经典女性文学在当下女性生存图景中有哪些值得深思的回响?如何坚守自我,做一名深具独立精神的女性?在推动社会理解女性价值的道路上,文学的意义何在?围绕这些问题,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与张莉展开了深度对话。

从“自己的房间”到独立的精神家园

记者:在讨论魏微的《异乡》时,您谈到一个有趣的对照,在伍尔夫的时代,“一间自己的房间”对于女性而言是个奢望,而今,城市里拥有自己房子的女性越来越多。在您的文学与现实经验中,女性对“家园”的理解,百年间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张莉:我认为伍尔夫所谓的房间有两重含义,一方面是讲物质和物理意义上的自我空间,这是女性拿起笔写作的客观条件;另一方面是指一个独立、强大的精神空间。

在妇女解放运动已逾百年的今天,女性独立的物质前提,特别是物理意义上的家园,已经越来越广泛地得到实现,在社会舆论空间里也获得了较为普遍的认可。但是,也没必要强调必须买一个房子才有一种独立生活和写作的自由。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比喻,如果买不了房而只是租来的房间,但依然也可以拥有精神意义上的“一个人的房间”。

拥有一个忘我投入的工作领域、培育对自我价值的清醒认同,是很多女性对“家园”的新理解。从独立自由的空间开始,进而拥有独立自由的心灵空间,这对成为一位独立女性极为重要。当然,女性的安全感和归属感需要全社会一起来建立,但无论怎样也有赖于自足的精神世界。

记者:您对散文《女演员》的讨论让我很受震动。散文中孩子对母亲的期待对女性来说,成了比外界目光更沉重的枷锁。您认为,面对“顾家”与“成功”、外界与亲人的多重期待,女性应如何守住自我的精神家园?

张莉:李修文的散文《女演员》中,女演员的孩子看到妈妈不“红”,不相信她病了,却指责妈妈太懒了。女演员被母职绑架了,她深深苦于孩子的期待,不顾一切地去证明自己,直到生命尽头。这部作品让我认识到,我们文化系统对母职的完美期待值得反思。女人不是天生就是母亲,世界上也不可能有完美的母亲。

特别是来自孩子的期待和压力,对母亲而言分量格外重。妈妈不能天天要求自己的孩子像别人的孩子一样优秀,同理,一个孩子也不应该要求妈妈成为“别人的妈妈”。所以,在我看来,女性面对最亲密的人带来的压力要有辨析,不能被绑架,主动的沟通和对自己主体性的捍卫特别重要。在沟通中,彼此能更加了解对方的内心,从而逐渐通往真正的理解与尊重,当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们每个人都在向世界学习。

好的爱情只关乎爱本身

记者:发表于1989年的《遭遇礼拜八》让我们看到了社会对离异女性的深刻偏见。而今天的网络语境中,另一种偏见指向了“不离婚的女人”。婚姻出现问题的女明星未选择离婚,有时会被指责不够独立。您如何看待女性婚姻选择面临的“两面夹击”?

张莉:首先,铁凝的《遭遇礼拜八》反映的是20世纪80年代的一种文化土壤,即把离婚的女人看作是被抛弃的,这种观念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消失。

当然,你说的“两面夹击”也存在。我想,一个女性离不离婚都有她的自由,社会要宽容。作为女性本身,不能被他人的目光绑架。不能讨好别人生活。我想说的是,不管是明星还是普通人,坦然做自己恐怕是最重要的。当然,做自己很难,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困扰。这也是我写这本书的原因之一,我把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当作生活中的镜子,镜子里的她们,有比我们完美的地方,也有不如我们的地方,我们看她们,不是赞美或批评,而是以之为镜,成为自己。作为读者,要辨析地去阅读,最终要回到自己的生活里。

我希望和大家一起阅读那些经典的文学作品,看到复杂的、完整的生活和人性,对他人处境给予深切的、同情性的理解。同时,也将这些文学中的女性视为姐妹和朋友。当我们遇到困难和困扰的时候想到她们,那些爱情中的女性,那些家庭中的女性,那些遥远之地的女性,和她们一起互相陪伴,共同成长。

记者:《对镜》中的爱情、婚姻主题小说呈现出了人的主体性、爱情的自主性与文化规训、社会偏见间的复杂张力。今天,影视剧等大众文化中失真的“浪漫爱”或“狗血爱”,有时成了女性追寻爱情路上的迷障。在您眼中,文艺作品对于爱情与婚姻的“好”表达是怎样的?

张莉:小时候我们或许也向往过“浪漫爱”,也为“狗血爱”控制过,但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女性也会自我觉醒,逐渐成长,会警惕物化自身的爱情,也会不断认识到爱情的复杂样态。《对镜》中,我分析了许多关于爱情中的女性的作品,例如《爱,是不能忘记的》中不屈从他人目光的爱,《我爱比尔》里迷失自我的爱,《高女人和矮丈夫》里看似“不般配”的高贵爱情,《亲亲土豆》里清贫夫妻生生不息的爱。

这些作品告诉我们,好的爱情表达只关乎诚挚和快乐,只关乎爱本身,与人的年龄、贫富、身份无关,其实,我很希望这本书能带大家找回关于爱的常识。曾经有学生问我那个网络上早年流行的问题——“你愿意在宝马里哭,还是愿意在自行车上笑?”我们还特意为这个事情聊了一会儿,当然聊得很开心。我的回答是,宝马和自行车不是衡量爱情的标准,爱情中是哭或是笑,与骑自行车还是坐宝马没有必然联系。如果一定要选择,那么重要的不是宝马或自行车,重要的是爱,重要的是笑。

重思女性的昨天、今天与明天

记者:从关于母亲或女性祖辈的文学书写中,我们看到,代际影响深刻地塑造着女性的自我理解。张爱玲笔下的母亲是“暗黑”的,邵丽笔下的母亲是“躺平”的,乔叶笔下的老祖母是复杂而温暖的。在您看来,思考不同代际女性的生命交集,在当下有怎样的价值?

张莉:不同代际女性的生命交集首先让我们看到了深厚的女性情谊。乔叶的《最慢的是活着》透过祖母,写出了20世纪中国女性生命中的种种遭际,以及孙辈重新理解老祖母的历程。祖母的形象是复杂的,一方面有着浓重的封建思想,一方面又抱有对女性晚辈的疼惜和支持,这是一种宝贵的女性情谊。我们经常会看到小说或是影视剧里将女性间的关系书写为天生的仇敌,因此,重新发现女性生命经验的联结和支持很重要。最近,我主编的散文选《我们在不同的温度沸腾》也已出版,聚焦的就是20年来女性的生命轨迹,其中也写到了普通人之间女性情谊的宝贵。

而邵丽的《风中的母亲》里,出现了一位我们在中国文学传统中很难见到的、新鲜的母亲形象。她不是完全牺牲型、奉献型的母亲,她是努力做自己的母亲,看起来有点儿“躺平”的,但她的孩子成长得也很好。这样的母亲不是模范母亲,但文本为我们呈现了母亲的多样性。

实际上,从近年来热议的社会话题中,我也看到,整个社会已经开始了对传统母职的反思,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同,孩子的教育,家庭的幸福,不只是母亲一个人的责任。这是一件好事。

记者:李娟的散文《我的阿勒泰》让我们看到了更广阔的女性生活世界和写作方式。您认为,在推动社会“确认常识”、真正理解女性的道路上,文学(特别是女性文学)的意义何在?

张莉:我们印象中的女性文学,往往是从男女关系出发、从人与人的关系出发去理解世界。李娟却不止步于此,而是将目光投向阿勒泰更广袤的背景,把人或女性的生存放到与自然的关系中去思考。我非常欣赏李娟的写作,我认为她拓宽了我们对女性写作的理解。

女性文学不拘泥于某种内容或程式,而是一种女性视角。女性视角通常是边缘的、弱者的、被忽略的角度,从这个角度出发,会让我们看到更丰富的世界和人性。这是我做女性文学研究的初衷。另外,我也强调女性视角的阅读。你看,很多文学作品本身未必是女性立场的,但我们可以尝试从女性视角去理解它。例如,《简·爱》不是一部女性主义小说,但我们如果看到阁楼上的疯女人,就会看到当时社会文化对女性的压迫。又如,假使我们从祥林嫂的视角去读鲁迅的《祝福》,其实也可以看到祥林嫂对不公命运的奋力抗争。

女性文学是文学的一个重要面向,也为我们提供能动地认识世界的方法。阅读文学,特别是阅读那些关注女性命运的作品,能够推动我们理解女性的价值,也会帮助每个人重新理解世界。理解的同时,我们会认识到自身的局限,并努力去做出改变,由此,我们会变得更强大、更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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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编辑:荣飞     2022-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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