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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高价彩礼之思:源何来?怎么治?

标签:观点 | 来源:中国妇女报 | 作者:靳小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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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价彩礼是重要的民生问题,已经引发一系列社会后果。2023年2月13日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指出,要“扎实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自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以来,国家就对彩礼问题予以高度关注,相继出台相关文件,充分说明治理农村地区彩礼问题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治理高价彩礼既是乡村振兴的现实需要,也是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重要前提。

■靳小怡

2023年2月13日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指出,要“扎实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自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以来,国家就对彩礼问题予以高度关注,相继出台相关文件,充分说明治理农村地区彩礼问题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治理高价彩礼既是乡村振兴的现实需要,也是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重要前提。

高价彩礼后果严重,国家治理势在必行

高价彩礼是重要的民生问题,已经引发一系列社会后果,不利于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和人口社会可持续发展。高价彩礼并不意味着女性地位的提升,也不能保证婚姻的幸福,它带来的是社会不同群体的利益“普遍受损”。

首先,由于男女比例失调,女性成为婚姻市场的稀缺资源,高价彩礼有诱发“拐卖妇女”的可能,有兄弟的女性往往成为“换婚”的牺牲品,女性权益进一步受到侵害。

其次,遭受过成婚困难的已婚男性由于难以支付高价彩礼,往往经媒人介绍,从经济发展更为滞后的外省娶妻。其妻子年龄明显较小,婚后发生婚姻暴力的概率较高、婚姻满意度较差。

再次,部分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具有被迫性、聚集性和脆弱性三大特征,高价彩礼致使一些家庭“因婚致贫、因婚返贫”,高价彩礼引发“骗婚”的现象在欠发达的农村地区频发,给大龄未婚男性及其老年父母以及社区发展均带来不利影响。

最后,近十年来,高价彩礼影响了农村的初婚年龄。不但使30岁以上的“晚婚”现象增加,成为农村男性成婚难的主因,还致使19岁以下的“早婚”现象增多,这是农村男性尽早抢夺稀缺的可婚配女性人口的策略,也是男性婚姻挤压加重的直接表现,对农村婚姻的稳定性与生育率产生负面影响。

高价彩礼成因复杂,决定了治理的艰巨性

高价彩礼问题的成因主要包括以下四方面。

第一,人口性别失衡带来的男性婚姻挤压是直接原因。我国人口性别失衡的主要诱因是长期偏高的出生性别比,随着1980年以后出生的过剩男性人口逐步进入婚姻市场,婚姻挤压的累积效应日益凸显。传统“女性向上匹配”的婚配模式带来“自西向东、从农村到城市”的女性婚姻迁移。因此男性婚姻挤压高度集中在以中西部为主的欠发达农村地区。近年来,彩礼问题在这些地区愈演愈烈,正是男性婚姻挤压日趋严峻的集中体现。

第二,父系家族制度与嫁娶婚姻模式是根源性原因。“单系偏重”的父系家族制度与嫁娶婚姻模式是彩礼存续的根源性原因。“单系偏重”以父系、父权、从夫居为主要表现形式,决定了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从属地位,这在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农村是比较突出的问题,也是“重男轻女”“男孩偏好”和“天价彩礼”盛行的共同诱因。所谓“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这种“买断”和“交割”成为男方向女方父母进行经济补偿的基本逻辑,并在男性婚姻挤压条件下抬升“新娘价格”。加之,农村地区父母普遍存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延续香火”等观念,这种“父辈责任”和社会习俗在家庭社区层面进一步助推彩礼攀升。

第三,市场化加重消费主义与攀比心理,婚姻被过度物化。随着农民物质生活条件的明显改善,利益至上的“交换观念”也在农村婚嫁习俗中打上了烙印,劳动致富与超前消费为彩礼上涨提供了可能。在社会关系相对稳定、以“熟人社会”为特征的农村社区,文化风俗对彩礼影响较大,受到攀比心理影响,村民往往将高价彩礼与“有面子”画上等号,将彩礼金额与家族的社会地位、经济实力联系起来,认为较高的彩礼才显得新娘有身价、娘家有地位。

最后,城镇化、现代化重塑农村代际关系,分家提前进一步抬升男方婚姻花费。随着城市化进程推进,大量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深深影响着农村传统的代际关系,适婚青年个体意识凸显,夫妻关系重要性上升,老年父母地位下降,彻底改变了传统农村的大家庭居住模式,结婚时即与男方父母分开居住成为主流,婚房成为很多地区成婚的先决条件,再加上物价房价上涨等因素,进一步推动彩礼的上涨与货币化。

对症下药,进行常态化的综合治理

根据2018年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百村调查”数据,我们对11省的农村男性婚姻花费进行全面分析,基于彩礼、婚房、婚礼、谢媒费等多项指标,发现当代中国农村男性婚姻成本的类型特征存在“西部偏彩礼、东部偏婚房”的明显地区差异,说明高价彩礼是西部农村男性成婚难的主要原因、男性婚姻挤压更严重,而东部农村男性结婚花费高的症结在于婚房。因此,仅就彩礼而言,治理的重点和难点在西部,但就目前各类婚姻花费在城乡同时攀升的现实境况而言,治理的内容和人群应更多元,解决年轻人因过高婚姻花费而结婚难的问题。

高价彩礼及其他婚姻花费不断攀升的成因复杂,其治理应是综合性的。目前的治理手段主要从彩礼婚宴数额的规定入手,多面向未婚女性及丈母娘,短期内可以治标,但从长期来看则难以治本,需要与乡村振兴战略、妇女权益保护与发展等工作相结合,进行常态化的综合治理。

其一,减少教育与就业的性别歧视、充分发挥妇女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切实提高妇女地位。性别不平等是催生高价彩礼的温床,通过提升女性受教育水平、就业质量和经济独立性,建立性别平等意识,不把婚姻幸福寄托在男方给予的高价彩礼上。

其二,宣传倡导“爱情是婚姻基础”的婚恋观,以具体实例说明“高价彩礼换不来幸福婚姻”,引导适婚青年树立“提升个人能力”“家业自己创”的奋斗观。

其三,面向社区和中老年父母进行移风易俗观念宣传,淡化“帮助儿子成婚才算尽父母责任”“养儿才能防老”的传统观念,加强社会养老保障,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避免因结婚而过度“啃老”的现象。

其四,加大对中西部农村地区的资源投入,缩小地区城乡差距,提升农村人口教育水平与职业保障,增加个人收入,提高婚姻支付能力,切实提升人民生活质量。

其五,与生育友好型政策对接,建立一揽子的家庭友好型政策,加大房地产市场监管力度,为新婚夫妻购买首套房提供更多福利。

最后,结合当地文化与经济实行精准施策。由于省际乃至不同县域的经济发展差异大,地理与人文环境千差万别,对彩礼的治理应深入不同地区科学调研,因地制宜地制定能被当地大多数群众接受的规章制度。

(作者为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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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编辑:肖睿     2023-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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